光复会从灭顶之灾中保住了存在,可局面变化给了同盟会最后一击。袁世凯与人民党突然脱离军事对峙,回师北京夺取了中央政权,同时大开国会。这下,曾经在日本闹腾革命的各个派系,以及革命青年们都看到了共和宪政的曙光,他们再也不管同盟会。要么倾向于已经实际确立的君主立宪,要么干脆就回国投奔北洋去,试图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蔡元培得到了从日本传来的消息,同盟会已经名存实亡。内部各个派系全部回国,参与到各省的议会争夺中。还固守同盟会的,只剩了孙中山、陈其美,还有北方以汪精卫为首的少数革命青年。
就在心急火燎的时候,孙中山突然把终于完成的《三民zhu义》这份革命纲领以及政治设计托人送给了蔡元培。蔡元培一看就决心以这个纲领来建设全新的浙江。
在浙南的日子里,蔡元培也研究了不少国内各个政治派系提出的纲领。陈克提出的纲领虽然不怎么对外宣传,但是也不是完全弄不到。蔡元培一看陈克提出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人”的纲领,立刻就彻底反对了。吹嘘人民权力是一码事,但是以政治制度保证“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人”是另外一码事。
劳动者必须至于知识份子,或者说蔡元培这类知识份子领导的地主士绅集团的领导之下。这是蔡元培真正认同的制度。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的确是劳动者,他们凭什么站到人读书人头上?哪怕只有这一点,蔡元培就与人民党划清了界限。
但是孙中山的《三民zhu义》却能让蔡元培从中看到理想。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构成的孙中山革命纲领,简称“三民zhu义”。
在孙中山的政纲中,三民zhu义被完整地表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话。
民族主义是孙中山首先扬起的战斗旗帜。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民族间矛盾——既有帝国zhu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有以满族贵族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矛盾,而帝国zhu义和清朝统治集团正日益勾结起来。
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始终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清末的战斗口号。这不仅由于清王朝是一个由满族贵族“宰制于上”的封建**政权,还因为它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反满”口号所以具有广泛的动员意义,原因就在于此。避免中国被瓜分、共管的厄运,争取民族的**和解放,是民族主义的另一主要内容。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并列为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的基本原因。“非革命无以救垂亡”,而革命必须“先倒满洲政府”,民族主义的反对帝国zhu义压迫的意义蕴涵于此。
民权主义是三民zhu义的核心。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又一个主要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揭露和批判封建**主义,指出封建的社会政治制度剥夺了人权,因而,决非“平等的国民所堪受”;必须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结束“以千年**之毒而不解”的严重状态。与这种“国体”的“变革”相适应,关于政体的擘划也构成民权主义的重要内容。
与《三民zhu义》对照看,蔡元培更加理解了人民党的革命纲领。人民党也提反清、反对帝国zhu义,不过这些都不是人民党的纲领,而是革命各阶段的任务。人民党“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核心纲领,以阶级斗争来达成反剥削的各阶段任务。只要被人民党认定为“剥削者”的,不管是满清还是帝国zhu义,统统是要打倒的对象。
无疑,这些就能解释人民党在土改中对地主士绅的残酷打击。地主士绅们仅仅是拥有了土地,就被人民党认为是剥削者,然后将地主士绅的土地尽数没收。胆敢武装反抗的地主士绅统统被残酷镇压了。
而孙中山的三民zhu义中的“民生主义”就让蔡元培钦佩无比。孙中山把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归结为土地与资本两大问题。“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是孙中山的土地方案。主要内容为“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孙中山认为这一方案的实施可以防止垄断,也能使“公家愈富”,从而促进“社会发达”。
也就是说,地主士绅们还能保证土地的所有权,只是买卖中比原先地价高的部分,由国家收税,这些资金用于建设国家。
在蔡元培看来,人民党以政府直接主导土地营运,就是最大的剥削。人民党不仅掌握了政权,更掌握了经济大权,是个以革命为旗号,彻底实施独裁**的政党。其邪恶,只怕比满清还更加不如。
所以蔡元培跑来向段祺瑞推荐孙中山的《三民zhu义》纲领,就是为了不让浙江变成人民党的那种邪恶横行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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