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望秋感觉写话剧剧本比写电影剧本划算，话剧稿酬虽然低一些，但可以抽成。大型话剧演一场，门票收入差不多是五百块，张然可以提成10元，如果演一百场，那么张然就能够获得1000元的收入；而且这是一项长期收入，以后剧团演这部戏，许望秋都能得抽成。
许望秋觉得电影也应该这样才对，好莱坞编剧就能够参与分成，这样编剧才能潜心创作，力求写出好剧本来。但国内电影圈现在采取的是统购统销的政策，不要说编剧不能参与分成，就是电影厂都没资格参与分成。不仅如此，电影版权都归中影公司，电影海外卖版权的收入，或者卖给电视台的收入，都与电影厂无关。
将《妈妈再爱我一次》改成话剧能带来大笔收入，许望秋自然不可能错过，便宣布美食之旅暂时告一段落，自己要忙正事了。
许望秋用三天的时间将《妈妈再爱我一次》由电影文学剧本改成了话剧剧本，接下来，他在话剧团的文学编辑，以及导演陈福协助下，对剧本进行了修改和调整。直到进入九月，话剧《妈妈再爱我一次》的最终剧本才彻底敲定。
这个时候，苏白已经到北平上学去了；许望北也开学了，许望秋只能独自继续美食之旅。只是一个人逛了两天，许望秋感觉很没劲，便放弃了，果然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就在这时，许望秋收到了人民文学杂志社给他寄给来的包裹，里面有五千多封读者来信。
许望秋被小山似的来信惊着了，他知道《妈妈再爱我一次》拍成电影后会火，上一世这部电影在国内引发了轰动，取得了一亿多的惊人票房；但他没想到电影文学剧本发表后就会如此之火，更没想到会有这么多读者给自己写信。
仔细一想，出现这样的情形并不奇怪。这个时期有很多轰动全国的文学作品，水准其实都不怎么样，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都是如此。这些作品能够爆红，不是因为作品有多好，而人们刚从文化饥荒中走出来，精神空虚，需要文化填充，对文学作品的渴求是空前绝后的。就像一个饿了三天的人，哪怕饭菜很糟糕，在他眼里也是美味佳肴。
事实上，《妈妈再爱我一次》造成的轰动效比许望秋想象的还要大，全国已经有十来家省、市广播电台播发。新华社、中新社先后播发新闻，法新社、美联社的驻京记者甚至对外报道说:“《人民文学》刊载《妈妈再爱我一次》，说明中国出现了揭露运动罪恶的文学作品。”
许望秋用一周的时间把五千多封信都看了一遍，来信人包括知青、工人、士兵、医生、大学生、中学生等。这些信件中，有的读者向许望秋倾诉了与小说主人公林卫国相似的命运经历，感谢许望秋写出了他们的心声；有的写信与许望秋探讨《妈妈再爱我一次》在艺术上的长处和不足；有的文学爱好者把自己的习作寄给许望秋，希望许望秋指点……
许望秋心里挺遗憾，这个时代的文学女青年太保守，都没人寄照片，或者求爱什么的。许望秋没有回信，这么多信根本回不了，而且马上要开学了，他还得去换粮票、转户口，办各种手续。
在启程去往北平的前一晚，谢春红将新织的毛衣和毛裤交给许望秋，欣慰地表示，自己紧赶慢赶，总算完成了。说是毛衣毛裤，实际上不是用毛线织的，而是用手套线织的。厂里每个月会发放一两副白线手套，女工们便把手套拆了，用手套线给家人织毛衣毛裤。
许望秋这才知道为什么老妈最近一直忙着织毛衣，原来是为自己准备的。以前读《游子吟》的时候，没有太大的感觉，这一刻他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第二天早上，许望秋用军队打背包的行李带将被子打包，将衣服装进一口藤条箱子，将脸盆、毛巾等日用品用尼龙网兜装好，准备出发。现在学校不提供棉絮和被套，需要自己准备。这个时代的学生上大学，都是自己背着铺盖卷去学校。
许望北舍不得许望秋走，抱着他呜呜直哭。
许望秋擦掉妹妹脸上的眼泪，柔声道：“我们望北可是小美女啊，哭哭啼啼多丑啊！乖乖的，别哭了，二哥又不是不回来，春节回来的时候二哥给你买新衣服。”
安慰完妹妹，许望秋又安慰不住抹眼泪的谢春红：“妈，你不知道吧，北平电影学院和北影厂很近的，说不定春节我就把李秀明给你拐回来了。”
如果是平时谢春红肯定会笑，然后板着脸骂许望秋胡说八道，现在却笑不出来，絮叨道：“到了北平要学会照顾自己，有什么事给家里写信。”
许望秋嗯了一声，背上铺盖卷，对许望川道：“哥，我们走吧。”
***作者有话说***
吴海燕、李秀明是这个时期国内最红的女明星，刘晓庆、陈冲已经崭露头角，但真正爆红是1979年的《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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