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定了野战旅编制，随后几日，刘承宗依次会见了即将提拔的将领。
四营千总以下的人事调动，也通过兵衙和虎贲营的选拔，一一颁布。
新的任命对唐通和左光先来说很正常，俩人原本的官职都是千总，前者在高应登大营之下旧历战阵，从甘肃一路打进关中，以重铳装散子打出齐射弹幕而闻名，功勋卓着。
而左光先则在虎贲营担任千总，调到小营当游击将军，至多是给了实授官职，不算升官。
俩人对刘承宗组建新野战旅，游兵营和援兵营的战场职责非常熟练，同时也都对统率一部蒙兵、番兵的想法格外认同。
都是军官，他俩能明白刘承宗的用意，蒙古兵、瓦剌兵、康宁兵编入正军，意味着刘承宗在军队的升迁之路，为三部平民打开了一扇门。
这跟贵族们基本没关系，元帅府对有用的归附贵族一向笼络，而对贵族治下的平民子弟，实在谈不上友好。
因为要编军队，就要人管理，而用人管理，根本绕不过贵族。
即使刘狮子并不推崇贵族带兵那套，也没别的办法。
一个台吉率部归附，不用这个台吉带这些部众行不行？
当然行，台吉在家歇着领俸禄，他手下的宰桑、达尔汉、侍卫、旗手出来带兵。
但这还是一样，过去是部落的官吏，现在是元帅府的百总，上等人总是上等人，没有别的办法。
当然不论漠南蒙古还是瓦剌蒙古，亦或是吐蕃民户，加入元帅府的军队，本身就减轻了对贵族的人身依附，提升了阶级。
可是他们并没有再进一步的机会。
原因很简单，尽管元帅府的贵族封号很多，不仅有爵位还有校尉、都尉一级的官衔授予贵族。
蒙番营是有数的，每个营里的实授官职一个萝卜一个坑，本来能提供的官职就很少，还被各种拥有管理经验的贵族属官占据。
而作为单纯的轻骑营或步兵营，在战场上难以对明军取胜，不能独立承担战斗任务，自然就难以立下战功，得到升迁机会。
越不能承担战斗任务，刘承宗越难给予资源倾斜，战斗力停滞，变成低成本军队的恶性循环。
而将之以五六百人编制的把总司，混编旅内，就很好地改变了这种情况，十一个旅，三四千个低级军官的位置，下层百姓有更多从征的立功机会。
更何况，做军官不能不懂言语，能调动整个族群对元帅府的认同，同时也会大大加快同化速度。
这三四千个低级军官身后是康宁府、海西蒙古、天山卫拉特足足二百五十万之巨的人口，至少增加二十万兵源储备，能极大地提升元帅府的战争潜力。
其实说实话，战争潜力这东西，一直是刘承宗统治地域的短板。
蒙古西番的人口不能妥善利用，而陕西经历大旱灾和大起义之后人丁稀少，凤翔和西安二府人口虽多，却又是粮食的重要产地。
单西安一府，就能每年提供超过九十万石的夏税秋粮与屯田籽粒，刘狮子恨不得让所有人都去种地。
不过除了左光先和唐通，李鸿嗣对这份任命，都不能说是是受宠若惊了。
完全是难以置信。
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搁在书院当教官的吉祥物，根本就没想过，会被刘承宗启用带兵。
这不光因为他是降将，主要原因是他投降时手上没兵，完全是个光杆将军。
就连杨麒那样投降之后分外积极的总兵官，都只是没有支援被扔到漠南抢地盘自治去了，李鸿嗣根本就不认为自己会有那样的机会。
万万没想到，刘承宗不仅授予了他副总兵，甚至还是这个元帅标旅的副总兵。
因此他是干劲十足，当日就找兵衙的赵可变讨要军官，定下招兵标准。
赵可变忙得脚不沾地，这边功还没录完，就又来新活儿，差点被气死。
好在刘狮子也没为难兵衙，组建一个旅所需要的军官数目，已经不是赵可变能决定的事了。
刘承宗当即集结整个虎贲营，宣布营内千总以下各级军官、士兵，统统官升一级。
随后将他们三人编组，划至高应登麾下，协助其进行野战旅的编成工作。
高应登的第一野战旅用不了这么多人，整个旅共需军官一千三百余人，单是李鸿嗣的奇兵营就需要三百九十九人。
而虎贲营，刚好能扩编三个旅。
随着刘承宗的宣布，整个虎贲营一时间欢天喜地，那些平日里不苟言笑的帅府军官都好像如获新生。
虎贲营本来就是刘承宗的军官团，不论士兵还是军官，进入虎贲营对每个人来说都象征着非凡的荣誉。
但这是元帅府尚未进入虎贲营的士兵，对虎贲营的感觉。
而对身处其中的人来说，这个营如同被诅咒的炼狱。
太熬人了。
这么说吧，营内最早一批虎贲兵和军官，早在崇祯六年五月的青海大战结束，就进来了。
在此期间，除了正常的军队军官损失补充，其中绝大多数军官、士兵，都已经进行了为期两年零五个月的学习。
实际上在虎贲营设立之初，刘承宗定下的规矩是由两个半年、一个一年组成的三个学期，一共两年。
而且还不是让人一次学完的。
第一个半年，主要是让农民军、募兵、营兵出身的立功士兵，进行号令队列、军法条例、开蒙识字和器械兵器的培训，将之培养为合格的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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