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綎的奏疏主要是说明战争过程，最后向朝廷询问行止——是就地转为固守已经获取的西域之地，还是稍加修整之后再次追击察哈尔部。
这当然是他应该考虑的事，毕竟此前高务实的命令就分了几种情况。最基本的一种情况就是只需要他击败察哈尔部，收复西域故土。在此情况之下当然有一些小问题，比如现在伊犁河谷的确已经到手，但费尔干纳盆地却还没有。
所以，刘綎的问题其实是：现在我部是先确保伊犁河谷的稳固，还是继续进军把费尔干纳盆地也拿下来？
如果还要拿下费尔干纳盆地，就属于第二种情况了。即一次性攻取高务实西域战略所划定的两大战略区块——伊犁盆地和费尔干纳盆地，以便将此二地打造成明军对中亚进行战略威慑的两只拳头。
能不能拿下费尔干纳盆地呢？高务实上次去禁卫军京北大营商议大明军事编制改革的时候，戚继光就对此有过献策，只不过有些冒险，而且对实施前提有较高的要求。
王庭撰的奏疏则是提出了西域稳定发展的全面策略，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教派等多个方面的建议，旨在为西域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他这个甘肃巡抚本来就在此次西征作战中充当后勤负责人，相应的自然也要关注西域收复之后的安顿工作。而且，很显然他看出了高务实让他做这个甘肃巡抚的用意——现在是甘肃，将来却要管西域。
西域收复于高务实秉政之时，第一任行政主官自然也必须出自实学派中，甚至更明确一点说，就是要出自“高党”。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即便高务实不说，天下人对此也有所准备，而且并不会觉得过分。
熊廷弼的奏疏则专注于西域都护府的监察体系建设，建议设立专门的监察机构——察院，以确保都护府及其下属机构的公正高效运作，并强调了监察机构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信息流通和监督机制。
察院制度本身没什么奇怪，大明各省都是如此。只不过熊廷弼将西域都护府的察院职能明确了不少，而且掺入了一些私货。比如按照他奏疏中的说法，就明确了内阁对西域察院的监督权力。
要知道，大明各省的察院本质上只是围绕该省巡按御史一人来运转的，而巡按御史这个职务相当特殊，他甚至不必向他所在的上级衙门——也就是都察院负责。
没错，当御史挂上了“巡按”名头，就只向皇帝本人负责。只有当巡按御史交卸巡按职责，重新回到都察院成为单纯的监察御史，才需要向都察院的主官左都御史负责。
那么如果西域将来的监察制度采用熊廷弼的建议，就会形成“都察院指导，内阁监督”的双重领导体制——当然，理论上最终的决断权还是在皇帝。然而众所周知的是，一旦内阁也有了明确监督权，实际就一定会大大代替皇帝的直接管理——正如现在朝廷的行政权一样，万事都先经过内阁一手，皇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只能按照内阁的建议来决策。
汉弗莱爵士有过名言，大意是：我们要给首相几个选项，让首相觉得自己是可以选择的。但选项里有两个选项意思差不多，剩下的一个选项则基本不可能实现，比如向法国宣战或者轰炸华沙。
内阁同样可以这般影响皇帝，比如给皇帝的建议有三个，其中两个大差不差，另一个但凡是个正常人都不会选，于是皇帝大概率就只能按照内阁的意思下旨。
不过话说回来，大明官场比大嘤官场多数情况下还略好一点。原因在于，大明内阁很少会被同一派人把持，而只要有不同派系的阁老存在，双方就可能内斗，继而很难完全操弄皇帝的思维。
好在，如今的内阁基本上是高务实的一言堂了……
说回监察制度。别问为什么内阁拥有监督权就成了领导西域巡按——看看大明巡抚的发展，巡抚一开始就是朝廷派往地方监督当地官员的，久而久之却成了名正言顺的领导该省三司的当地最大官员。
另外与王庭撰一样，熊廷弼也猜到高务实会用他继续做西域巡按御史，因此他在奏疏末尾的说法也和王庭撰几乎一样。
三道奏疏摆在高务实面前，他沉吟片刻，心中已有定夺。他知道，西域的战事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稳固这片新收复的土地，使其真正融入大明的版图。
西域毕竟已经丢了六百多年，当地汉人根本找不到几个，只有行商之中还有一些，因此要想稳固下来确实有很多工作要做。
高务实决定，首先回复刘綎，指示其继续完成对叶尔羌等地的收复，然后在确保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和阗、哈密等关键地区稳固的前提下，暂时停止追击，转为防守态势，以便集中精力巩固已有的成果，并为后续的政治和经济重建打下坚实基础。
但于此同时，他也要求刘綎密切监视察哈尔、哈萨克乃至布哈拉等势力的动向，做好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变故的准备。
或者，一旦发现察哈尔部在安集延立足不稳，亦或者察哈尔部在攻下安集延之后又继续对布哈拉其他地区发起了进攻，那么也允许刘綎拥有高度自由的用兵权力，可以在战机转瞬即逝、来不及请求朝廷的情况下主动发起进攻，争取拿下费尔干纳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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