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恂的题本被转呈到了朱由检手中。
这次他举荐的是户部河南清吏司郎中赵之用。
和范景文举荐的王文晦一样，赵之用也是在安置灾民一事中表现突出的干才，两年间奔波于河南、山东两省数府之间，亲自计算、分派、调运、督查救灾粮米物资的使用，使得朝廷的救命物资基本上没有被挥霍和浪费掉。
其实范景文与侯恂的举荐是在朱由检的授意下进行的。
对于官员流动向来极其缓慢地工部和户部来讲，一旦进入这两部之后就很难再有拔擢的机会了，除非你有足够强大的背景。
主要是这两个部司的专业性太强，并且日常的部务非常的繁重，出错的概率也是极高，属于典型的费力不讨好的地方，也是众多新科进士最不愿入职的地方。
因为一旦错误累积起来，最后就会在京察中被吏部记档，想要升迁就相当难了。
从立国直到现在，这两部主官都少有善终者，部中各司的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命官也很难有出头之日，这种现象是及其不合理的，也是朱由检准备逐步解决的问题之一。
随着局势的彻底好转，朱由检的关注点正在向如何调动官员的积极性方面转移，让得用之才能有施展的空间和平台就是他最想要的结果。
地方主官最主要的政绩体现在向朝廷上缴的钱粮上面，在不能私自加赋的前提条件下，府州县上缴钱粮的多寡意味着当地经济的好坏。
而工部和户部这些专门与数字打交道的职官们，对于钱粮的理解和使用是最为精通的，这一点比绝大多数只知道苦读诗书的文臣士子要强出若干倍。
这些官员是真正的实用性人才，就任地方之后也不会被手下的胥吏们所欺瞒，因为他们比胥吏更精于计算。
朱由检的目的就是让这两部的人才流动起来，外放拔擢就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因为一旦部中有一个或几个主官被拔擢外放，那空缺之位便会由下级取代，这样的连锁反应会最大限度提高官吏们的工作热情。只要对自己的前程有了憧憬，觉得有了奔头，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和热情才会被激发出来。
正五品的郎中连升三级后成为正四品的知府，官服由青变红，职级一下子迈入到高官的行列，这种升赏对所有中下层官员是一种最好的刺激。
范景文与侯恂的举荐也是经过锦衣卫和都察院印证过的。这两人不管是能力还是操守，都属于上上之选，并且年龄都不到四旬，只要在任上不犯大错，未来的前程可谓是一片坦途。
朱由检就是要向大明官员施放一种信号：务实是升迁的根本，空谈将会被彻底边缘化，这一新规将会被长期贯彻下去，并且将成为吏部考核地方官员的首要标准。
绝大多数举子中试外放主政一方之后，以为就可以过上整日吟风赏月、纸醉金迷的奢华生活了，而新规的实施则是直接告诉他们：沉醉于享受之中也许就意味着仕途的终点。
当然，朱由检不反对官员们享受生活。追求更有品质的生活方式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这个不能去否定和禁止。
但前提是，你作为一方主官，只有在做出了相应的贡献后，才有资格在空闲时间里去享受。
对朝廷对民众贡献越大，你生活奢华也并不过分，若是反其道而行之，地方监察御史自然不会放过弹劾你的机会。
“两位爱卿所荐之人俱为才干突出、政绩卓然之士，此等才具之士方为我朝急需之臣！朕决意，特擢工部都水司郎中王某为扬州府知府、户部河南清吏司郎中赵某为淮安府知府，着其交代手中事物后即刻上任。其二人于部中空缺之位由吏部会同工部、户部堂官考察之后，将拟定人选上报内阁后一并裁决，朕意其递补人选由本部内推举，诸卿谨记！”
朱由检当即宣布了两项人事任命，范景文与侯恂均是一脸喜色的接旨回归原位，吏部尚书周云同样松了一口气。
他方才生怕皇帝将五品以下官员的任命权也掐在手里，那他这个吏部尚书可就成了摆设。
“启奏圣上，臣亦要举荐一人，此人便是河南樊城知县罗伏龙。此人并非臣之旧识，乃是臣翻阅自崇祯七年流贼势大后，督臣与理臣上奏之塘报中，对各地立有军功之文臣褒扬时偶然看到。臣据时任五省总督洪亨九之军情上报中发现，罗某于崇祯八年处置川军哗变时立下不小功劳，但至今却未得升赏。臣虽不知其为官政绩如何，但洪亨九于塘报中却对其赞赏有加。为不至朝廷野有遗才之失。臣建议吏部对其详加考察后予以斟酌使用！”
杨嗣昌起身施礼后奏道。
他并不认识罗伏龙，之所以站出来举荐此人，纯粹是为了向朱由检展示自己的一片公心。
罗伏龙的名字是他偶然在军报中发现的。
洪承畴在这次平息川军叛乱的奏报中处处暗示自己的忠心才智，表示自己并未动用大兵剿杀，而是以朝廷大义的名分感化了叛乱的六千将士，使众将士迷途知返、重回其麾下节制。
杨嗣昌自然是对洪承畴这番自我吹嘘之举嗤之以鼻孔了。
因为通过洪承畴在奏报后面对知县罗伏龙的夸赞中，杨嗣昌判断此事绝对没有这么简单。虽然平叛的细节已经很难再去考究，但也绝不是洪承畴表述的那般轻松自如，而这个樊城知县罗伏龙在其中肯定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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