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二月十一日，夜幕低垂的沈阳，寝宫内灯火通明，屋中生着几个木炭火炉，融融如春，几名侍女远远站在一旁听召，后金汗皇太极正在书案后神情平静的看着奏疏，他脸上棱角分明，刚剃过的头顶在灯火下反射着亮光，脑后的小辫垂在胸前左边，左手轻轻摩挲着拇指上的扳指，另一手则翻动着奏疏。
这是他继汗位的第三年，通过他两年的拼杀，与老汗之时相比，周围战略形势大为改观，西北边的林丹汗抱头鼠串，东边的东江镇颓势尽显，朝鲜签订兄弟之盟，不敢再明目张胆资助东江，辽西一如既往的只守不攻。后金四面受敌的态势为之一变。
他最忧心的是，外部虽有改观，但后金的国力却仍然不强，人力和物力都十分匮乏，没有持续作战的能力，即便军力胜于明军，也无法形成战略优势，而造成国力衰弱的原因便是奴儿哈赤时代对汉人几次大的屠杀。
天命六年初入辽东之时奴尔哈赤还不算穷凶极恶，还承认部分辽民的自由民地位，但他为了解决女真的居住问题，让其与汉民合户居住，结果原来的房东毫无意外的变为了房客的奴仆，甚至包括妻子儿女也同样为奴，使得后金与汉人的矛盾在最底层就尖锐对立，辽民一贯民风彪悍，不愿忍受奴隶的地位，反抗和叛逃都激烈起来。
同年奴尔哈赤为防止汉民叛逃，强行迁移沿边和沿海汉民，违者即杀，而且既不安排好沿途食物住宿，到了也无足够田地和房屋分配，使得无数辽人死在迁移途中，仇恨继续扩大，辽人的抵抗更加激烈。
到天命九年，奴尔哈赤疑似失心疯，他面对汉人的反抗毫无办法，失去了最后的耐心，连下九道命令杀无谷之人，汉人每人口粮不足六七金斗者（后改为四斗），一律捕杀，他声称“视无粮者为仇敌，彼等之中有我何友”，已经毫无思维逻辑可言，到后来更加干脆，理由都不要了，“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这几下折腾之后，汉人已死大半，剩余的人惶惶不可终日，逃往辽西或辽东海岛的更多，看到还有人要顽抗，奴尔哈赤接着就再来了一次甄别，这次甄别就更加要命，连女真人有隐匿也要获罪，甄别下来，剩余汉民又死掉大半，原来辽东所有秀才生员中，活过甄别的只剩下三百人，便可想见屠戮之惨。
这些事情办完后，奴儿哈赤还是担心，便把剩余的辽民编丁为庄，十三丁立一庄，送给备御以上将官为奴，辽东几乎再无自由的汉人，而剩余汉民人数已不足原来辽东五百万辽民的十分之一。商路不通，百业凋敝，物资匮乏，盗贼蜂起，尤其粮价腾贵，天命年间已到十两一石。到皇太极的天聪元年，沈阳斗米八两，饿孚遍地，不唯汉人，连许多女真人都无法承担沉重的赋税和兵役，逃往蒙古或大明。
这便是奴尔哈赤在辽东的施政所为，即便不算他的几次屠城，也是骇人听闻的暴行，煌煌史书斑斑血泪，却仍有读史书的专家能总结出“十大功绩”，奴儿哈赤同志泉下有知，当可安息。
皇太极不知这几百年后的事，他只头痛眼下的烂摊子，他自上台以来励精图治，对外屡屡获胜，对内改善汉人待遇，在书房中增加汉人“秀才”。希望将汉人也纳入体制，成为后金的助力。虽然成效显著，但奴尔哈赤所定的八王议政制度处处掣肘，内部矛盾从生，几位贝勒桀骜不驯，时有冲突。他只得小心翼翼的运用权术，利用各贝勒间的矛盾，达成自己的一些治政措施。最重要的成果是在旗主贝勒之下另设八旗固山额真和十六领兵大臣，走出了分解旗权的第一步。
其后通过攻打朝鲜和击败察哈尔的两次胜利，强化了个人权威。乘着这个势头，今年正月里他刚刚又利用小贝勒和八固山协理的名义，架空了四大贝勒轮流分月掌理国事的制度。但四大贝勒共治的整体局面仍然存在，所以他还是需要以对兄长的态度尊敬另外三大贝勒，这三个兄长或保守或跋扈或蛮横，都不是好相与的，他们对权力的分化使得他许多治国理念不得不推后。
皇太极不由用手揉了揉额头，他自己明白，以后金如今的衰弱状态，已经无法从内部改善，只能从外部获得补充，朝鲜国土贫瘠，产出甚少，抢不到什么，蒙古除了马多些也是穷兄弟，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打劫身边的大明，或者和大明议和通商。
自他继汗位以来，不断有汉官建议议和，否则商路不通，物资匮乏，人民将散亡殆尽。他也将其作为对策之一，正月刚给袁崇焕致书一封，解释天启七年征讨朝鲜一事，并表达了议和的愿望。但因为用印的问题，被对方退回。袁崇焕此人他也不是头次打交道，天启六年袁崇焕派人吊唁奴尔哈赤，并恭贺新汗即位，派出李喇嘛一行赴沈阳，从那时开始，书信往来多次，都是谈些议和之事，他心中从未看上袁崇焕此人，不过是一种互相利用，在天启七年的一封书信中，他曾直斥袁崇焕“如闺中妇女，徒为大言。。。”（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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