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要在实践中把握好相互间的关系，使之协调一致，而不是相互抵触、相互矛盾。
二是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就目前市场主体而言，效率自然是第一位的；但作为政府，必须既重视效率又重视公平，两者不可偏废。在这个问题上，要注意防止绝对平均主义，简单地把分配中的公平理解为平均。
分配中的公平绝不是平均分配，而是按劳分配中的公平，谁多劳谁就多得。这样才能提高效性。
三是正确处理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处于基础调节的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但这并不意味市场能够自发地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公平的问题。相反，完全按照市场调节，收入分配的差距只能不断扩大，不公平的问题只能越来越严重。
为此，必须反对“收入分配由市场决定”的观点。要不断强化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作用。
四是税收调节，目前大唐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仍然是社会底层，这充分说明大唐财税制度的不合理，这也是贫富差距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想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功能，就必须进一步健全税收制度。
这些都是杜睿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在考虑的问题，虽然眼下大唐看上去风平浪静，国泰民安，但是如果任由这种贫富差距不断的扩大下去的话，最终唯一的结果就是社会不稳，江山动荡，社稷倾颓。
高智周接着道：“还是那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百姓连不饱、穿不暖，如何让他们对这个国家产生认同感？何况身边还有人在毫无节制的奢侈浪费，他们会怎么想？从另一个方面说，富户把钱财浪费在奢侈的生活上，对国家也极为不利，各位大人请想，富户花一万贯买一块宝石，仅能供他们自己观看赏玩，若是这一万贯用在投资生意上，这能给社会提供多少物资，又能给多少贫寒的百姓从业的机会。这和卖一块宝石相比，给社会带来的效益差别有多大？各位或许会想，富户有钱，怎么花是他们的自由，这没错。但站在朝廷的角度来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百姓既然都是皇帝的臣子，难道不应该对他们的行为作些引导吗？让富者接济一下贫者，让大家都能生存下去，这就是圣上，是诸位大人的负责了。说了这么多，本官的意思就是对宝石、珠玉之类的奢侈品征收五成的消费税，以政策的形式，抑制这种奢侈之风。”
高智周说完，诸位阁员再一次陷入了沉默，就像上次杜睿提出财政预算一样，在坐的诸位大臣都需要时间来消化高智周的话。
话虽然是高智周说出来的，但是明眼人都不难看出，这项所谓的奢侈品征税的法案，还是杜睿的主意，不过是接着高智周的嘴说出来罢了。
过了好半晌，还是中书令阎立本发话了，他位居中书省，主要的职责就是立法，而手中掌握着权利，他就必须对每一项新法案，详细推敲，避免出现危害国家的现象。
“高大人！按你说来，征收这奢侈品消费税确实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但实际上此项税种却很难操作，你所说的这些奢侈品，价格通常都很高，而且价格变动非常大，它不象米粮布匹，市场上的价格通常都会稳定在一定的幅度内。比如同一块玉石，它可能卖一千贯，也可能卖一万贯，这全看购买者的喜好和眼光。购买者若是非常喜欢，又缺少眼光，本来价值一千贯的玉石卖出一万贯，甚至更高都也不奇怪。还有那些古玩字画，更是无法确定其价值，有的甚至可以被当成无价之宝。定义不了物品的价格，征收消费税也就必然混乱，具体的官吏在征税时，范围也容易被随意扩大，征收数额更无法确定。而且五成的奢侈品税也太高了些，那些富户注重的是享受，奢侈品的价值高，还要缴纳奢侈品税，他们大可以不去购买奢侈品，转而去酒楼、青楼去一掷万金，这算不算奢侈？要不要征税？”
杜睿在一旁听着，也不得不佩服这位老大人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想出这么多问题，真是人老成精啊！
虽然在历史上阎立本成名是因为他的绘画，但是阎立本历经三朝，累次居于高位，得到高祖，太宗的赏识，其本身自然有他独到之处。
杜睿也不说话，而是看着高智周，想要看看他有没有可以解答的。
高智周不假思索，显然是早有准备，对阎立本拱手道：“下官先来回答阎大人的最后一个问道，下官以为，到酒楼、青楼去一掷万金，同样应该征税，朝廷可以给商家设定一个数额，比如一千贯，只要有人在酒楼、青楼一次花费超过一千费，就需要交纳消费税，另外就是阎大人提到了奢侈品价格高，价格浮动大的问题，下官以为，这些都可以慢慢想法加以规范，即便不能做到十分规范，但也不应因噎废食。设立奢侈品税只是一种对富户消费加以引导的税种，说白了也就是管人怎么花钱，防止富户过度奢侈浪费，有钱拿去经商，这对整个社会都有利，若是拿来买玉石珍玩自己观看赏玩，那就必须征收高额的消费税。此项税种对朝廷、对普通百姓、甚至对花钱的富户都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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