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南尉丞
日南尉丞
汉朝的选举制度是察举制，以地方推荐为主，考试为辅，考试与推荐相辅而行。推荐过后是还要经过考试复核；复核合格后才能量才录用。无论是特举贤良方正，还是岁举孝廉、茂才（西汉时称秀才，东汉避光武帝名讳改为茂才），均须经过中央覆试。武帝时期设置太学，是中国古代第一所公办学校，专门培养才学之士。[153]
东汉时期，为纠正察举荐人之滥，开始注重考试，形成察举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士制度，而且考试成份日益增加。在推荐基础上加强考试，这是汉代察举制发展的新趋势。荐举为主，考试为辅，是两汉察举制的基本特点，也就是说你举荐个人，还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汉朝早期实行征兵制度，男子二十三岁起至五十六岁之间，服役两年。一年保卫京师，名为正卒；另一年戍守边郡，叫做戍卒。正卒分为两支，一支为南军，守卫宫城，另一支为北军，保卫首都其他地区。[153]
秦末汉初，由于长期战乱人口锐减，西汉建立时人口仅剩1300万[156]，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全国人口约有3600万，汉武帝后期因对外战争的沉重徭役人口锐减至3200万，至于史书中的”户口减半“是因民众不堪重负逃税导致人口登记不实[157]，汉昭帝、汉宣帝相继息兵养民，到宣帝末年（前49年）人口已达5000万左右[156]。元始二年（2年）西汉在籍人口达59594978人，垦田8270536顷，为两汉之最。[158]学者考虑到未纳入统计的隐户及外族，因此认为西汉末人口应有6300万。[16]
由于中国历史早期农业发展集中在黄河流域，故西汉人口密度分布极不均匀。以淮河、秦岭为界，北方人口约八成，南方人口不足两成。人口数超过500万的司、豫、冀、兖、青、徐五州均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带，这五州的人口总数占全国的55%。首都长安周围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1000人左右[159]。人口数量在200万以下的有交、凉、并、朔方四州。扬、荆、益三州的主要人口分布在成都平原、南阳盆地、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
新莽末年爆发绿林起义导致人口锐减[160]，东汉建立后人口开始恢复。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全国有户4279634，口21007820；汉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全国有户5860573，口34125021；汉章帝章和二年（88年）全国有户7456784，口43356367；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全国有户9237112，口53256229，垦田面积达7320170，为东汉之最。[101]至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全国有户10677960，口56476856，为官方统计的人口峰值。[161]不过古今学者考虑到当时被豪强地主霸占或荫庇的大批徒附、宗族、宾客、部曲、奴仆等人群以及迁居汉地的匈奴、羌族、氐族、百越等大多未纳入户口统计[162]，故认为东汉人口峰值达6500万[16][163]。
东汉的人口分布又有变化。中原人口为躲避战火向长江流域迁徙，南方人口升至全国四成。口数超过500万的有豫、荆、扬、益四州。荆益两州的人口都增加了一倍，扬州人口也增加了四分之一。南方人口增长的同时，北方大部分郡国人口减少。之后经过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到三国初仅余2224万~2361万人左右，仅有东汉人口峰值的40%。[16][164]
农业
汉代画象砖“牛耕图”
汉代画象砖“牛耕图”
汉朝的土地所有制与秦朝相同，土地私有，并可自由买卖。土地所有者须向国家耕地税，耕地税率为亩产的十五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人口税分为算赋和口赋。算赋是丁税，十五至五十六岁的男女每年每人纳一百二十钱（一算）。口赋是儿童税，七至十四岁的儿童每年每人纳廿钱。西汉早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虽然恢复了农业生产，但经济势力让然略显不足，而商人地位低下。文景时期，在晁错的建议下，改行贵粟政策，国家存粮进一步大涨，经济实力也因而爆棚，商人的地位也有一定幅度的提高。[165]
汉元帝时期，土地集中日益严重，自耕农大量破产，沦为佃农。豪强庄园势力日益强大。东汉后期，这一现象更甚，地主庄园势力的膨胀，亦间接导致了三国局面的形成。汉朝时期，铁农具的牛耕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最重要的犁地法是二牛抬杠[166]。一些新式耕田法，如代田法、区田法相继诞生[167]。国家注重兴修水利，尤以关中地区为最。著名的水渠有成国渠、六辅渠、白渠等。东汉时期，出现了翻车和渴乌等水利工具[168]，增加了农业生产效率[167]。[165]
冶铁
东汉杜诗水排
东汉杜诗水排
西汉早期，冶铁业分国营（中央政府）、官营（地方经营）和民营三种类型[169]。当时著名冶铁家有卓王孙、南阳孔氏等。汉武大帝于元狩三年收冶铁为国营，对国家财政较有利，但民间却鲜有私人冶铁业了。之后一直没有改变此政策[169]。到了东汉，冶铁业由社会自营，加上水排的发明，冶铁业更加发达。[165]
纺织业
汉朝的纺织业亦有国营与民营之分，民间著名纺织业者有陈宝光等。到东汉时期，蚕桑养殖在长江和岭南等地开始推广[169]。
西汉早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地位低下[171]。文帝时期，在贵粟政策下，商人竞买爵位，扩大贸易领域，促进了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其地位才得以提高。西汉时期，全国已有数个商业中心，如长安、洛阳、邯郸、江陵、吴、寿春、番禺、成都等。丝绸之路是当时世界最重要的商路。伴随著商业的发展，一些经商哲学纷纷出现。到东汉时期，中原地区商道线路发达，各地货物往来更加频繁[17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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