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义说，‘纲’是提网的总绳，‘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纲’是负总领之责。若空有其位而担不起责任，一提这纲绳就断了，于是网散了、乱了，国不成国，家不成家。
所以，“夫为妻纲”这个“纲”，是责任，是担当。家主不是一个空名头，要让一家人吃饱穿暖，不挨饿受冻，这是一个家主的基本责任；同时，还要在品德上成为一家人效仿的榜样。
可能有人讲，那我们还要修心养性，读书，做文章啊，都花在经济上了怎么成？如果是官员，有薪俸养家，但想过上丰裕的日子，又不能靠贪污受贿的，中阶以下官员估计只靠薪俸是成的——现在的官宦家庭是怎么做的呢？多数靠妻子来打理田产铺业。这要取决于妻子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如果没有，那丈夫就要辛苦点了，培养个能干的忠仆来打理。估计很多丈夫不乐意，还是妻子更值得信任吧。
一些学者暗自点头：那是当然的，再忠的仆也不如有个贤惠能干的妻子呀。
那些出身于经济比较宽裕的大家庭的学者，当然不愁吃穿，大家庭每月公中都有分配用度，从银钱到薪炭、衣料等等，但要日子得过宽裕，只靠公中还是不行的，还是要经营田庄铺业，这些多半都是靠妻子打理。学者们忙着做学问，是不屑于打理这些银钱俗务的；身为官员的则要忙公务，还有同僚交际，没精力打理这些；至于本身就有经济事务的学者，比如开书局、办报纸的学者，家有田产商铺也是要交给妻子打理的，不然占去太多精力，怎么做学问呢？这个时代，有地位可不是讲有钱，学者是讲学问水平，官员是讲做官的声望。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者家庭经济状况都好，还有很多学者过着领“文俸”的日子，比如书院的夫子，报社的主编等。但无论何种经济状况的家庭，除非妻子太过柔弱，或者只知享福没有操持家务之能，或者性情寡薄不招丈夫喜欢的……这些之外，大多数学者的家庭中，妻子都是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是，那些有能力置田产和铺子的学者家庭中，有一半都是妻子打理，对丈夫的帮助当然不小，至少丈夫不用把太多精力花在家用上。
在这些由妻子打理经济的学者家庭中，妻子都是比较有说话权的，至少在经济事务上，丈夫比较听从妻子的意见——刚愎自用或瞎指挥的还是比较少的，当然多数学者是不屑谈经济，反正妻子处理就好，如果妻子还有学问，那就更能获得这些学者丈夫或官员丈夫的尊重了。
也有不和谐的学者家庭。比如家里经济不好的，丈夫一心扑在学问上，却无视妻子的付出，还认为妻子是钻在钱眼里的“俗物”，妻子就有怨气了。像那些居官清廉、家庭出身又不富裕的官员家庭就有这样的，丈夫觉得妻子老讲钱是小人贪利，妻子觉得丈夫不管家里，夫妇都觉得对方不可理喻。
在商人家庭中，则重利比较多，妻子若有经济头脑，对丈夫帮助大的，就得丈夫看重，否则那也只是摆设。
名可秀针对的不是商人家庭。这个社会是以士大夫和文人为主导，商人并不属于精英阶层。精英阶层怎么做，会成为社会的主流，成为包括商人在内的下层的效仿。
她讲道，人的道德有高下，人的才能有强弱，男女之间也是如此。或者讲，夫妇各有所长。有的长于经学，有的长于书画，有的长于经济，有的长于人际……各有禀赋才能。一个家要有“纲”，要有承担家主责任的人。有些做学问的丈夫不通经济，或者不屑讲经济，是妻子在支撑家用，担负起丈夫应该承担的家庭经济责任，双方在家庭的责任承负上发生了变化，相处就更要讲“中节”了。责任和权利是对等的，你不能让妻子为家庭付出了很多，却不给她应有的权利，或者认为她的付出是应该的，那就失中，过分了——丈夫空担着家主的责任却在躺着享受妻子的辛劳，那是什么？米仓里的老鼠，养肥它不说，还咬你。
名可秀讲，人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丈夫如果担不起家主责任，或是没有这个能力，或者精力放在学问上，那就把权利往妻子那边移一些，这就是“发而中节”了——让有能力的人去射箭啊。或者双方共同承担家主的责任，有商有量，这也是“发而中节”。
《中庸》道：“宜尔室家，乐尔妻帑。”
一个人要修道至让家庭能够和乐。如果家庭都不能和乐，无法去团体。如果能够去团体了，然后再谈国家。
名可秀道，这就是《中庸》的方法论：处在合适的位置上，并随角色的不同调整位置，从修心做起，从子女之道做起，从夫妇之道做起，再讲朋友，再讲团体，再讲治学为世的立德立言，或为官治国的立德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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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走得匆忙，差点忘了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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