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出事儿了。
像卫希颜这种不做学问的都知道，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在现实中寻找解决的办法。而且很多新问题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而出现的。那么解决的办法也一样，必须要不断创新才行。比如在春秋时代，还是井田制的小国寡民，生产关系与后世完全不同，当时孔孟等先秦圣贤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不说现代，就是放在宋朝来看，有很多都已经过时了。
便如名可秀批评王莽说的，西汉的情况已经不是西周时代了，还要拿西周的井田制来用，怎么行得通呢？
名可秀认为，二程洛学的谬误之处就在这里——不在现实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在圣贤的书籍里找注解、找答案，然后照搬。
这怎么行得通呢？
而二程的世界观，来自于周敦颐，而周敦颐的理论根基《太极图》，源自于陈抟的《无极图》——从这里确立了天人感应、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程学主张的源头。
然而“太极”玄之又玄，不是普通人能够认知的。否则，修“太极”大道的人那么多，但真正破碎虚空的有几个？世间的人们甚至认为破碎虚空是虚妄。正因为“太极”大道是“神”道，你悟透了，那就脱离“人”的桎梏了。就比如讲，人们如果真的理解了“太极”大道，对自己身体的认识还会这么肤浅吗？——人就是“太极”“阴阳”的产物呀。
所以，二程将“理”着落在“太极”这个“高大上”的世界观上，研究来研究去，都究不出这个“理”之所在。最后，只能借用了佛家的修行方法。因此，二程的洛学其实杂糅了佛、道二教的实用主义。
这就糟糕了。
名可秀曾对卫希颜道，作为宗教，可以在修身养性上应用，养善修德是很好的，但不可用来治国。因为治国的思想必须是积极的，开放的，而作为宗教的佛道二教的思想中必须带有出世或离世的消极主义，以及“本教之外非教”的封闭主义。二程的洛学沾染上这两种，最终会变成一种禁锢之学。学到最后，儒生们就只追求从读书中悟道理，从儒经中去“格”出治国的道理——这怎么可能呢？
稻谷是从儒经中“格”出来的吗？
农具、水车是从儒经中“格”出来的吗？
儒经会告诉你怎么修建水利沟渠吗？
儒经会告诉你怎么造枪造炮吗？
为什么名可秀更加推崇王安石的新学？——当然新学也有很多不足之处，但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它讲经世致用。而经世致用，就意味着要着眼于当下，切合实际。
政治家治国，必须着眼于实际。百姓日用，也必须着眼于实际。都不能“不易者为用”。不随着时代变化，那就只有被时代大浪淘汰，成为“死在沙滩上”的“前浪”。
名可秀说，二程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因为错解了《中庸》，“不易者为庸”。这就错到根子上了。比二苏都不如了，苏轼、苏辙反对变法是因为“激进害民”，而不是“祖宗之法不可变”。从这方面讲，蜀学其实也是经世致用。如谯定的谯氏蜀学，就是其中的典型。所以，虽然谯定曾经就易学求教于贬官到蜀地的程颐，但二人从易经中“格”出的“宇宙观”——准确地说是世界观，却是不同的。
因此，名可秀曾对苏澹、谯定等大儒们切磋时论道，后世儒家们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从孔子的儒学中，体悟真正的“世界观”，然后在正确的世界观上，建立正确的方法论。只有世界观对了，方法论才会对。就算出现错误，也好比是往正确方向走的道路选择不同，是选的直路还是弯路？但无论哪种，大方向是不会错的。
名可秀在稷下论讲时，正式将“世界观”从儒家说的“宇宙观”中分离出来。这是一个“道”的高远的不同。对于修身养性来说，心有多远，宇宙就可以无穷大，所以可以用、也应该用“宇宙观”。但用于治国平天下，更需要确立的是：着眼于“现实”的“世界观”。
所以，格物致知，不是读儒家经籍空想。
只读儒家经籍观想，也无法让国家强大，无法让百姓日用富足。
世间能以观想悟道的圣人，只有那么一两个，不是人人都能做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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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以为中庸是难得糊涂。明白了中庸，才知道要做到中庸可真难。后世能做到中庸的估计只有一个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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