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方季淮以“杀人未遂罪”判刑，免死罪，刑三年。
卷宗上报西川路提点刑狱司，却在提刑司引起了极大争议。
提刑司的两位主官——长官是北周官员，副长官是南宋官员，两人对判决产生了分歧：前者维持县衙的初审判决，后者维持州衙的复审判决。
最终，长官一派占了上风，同意初审的死刑判决。当然，提刑司也考虑到阿湖与刘大郎订立的婚姻关系不合法，但是提刑司却将板子打到了阿湖的头上，判其罪名为“违律为婚，谋杀亲夫”，也就是说违律不违律，那是阿湖和她叔叔的事，而刘大郎出了聘礼签了契约买了老婆，那他身为大男人的合法的夫权就必须受到保护。
因为西川路是共治，这死刑的卷宗审核就要同时呈交宋周两个朝廷。
但是，经过两国中央朝廷最终审核出来的判决出现了大分歧：
——北周批准了提刑司的终审判决，南宋却维持了绵州的复审判决。
一个是死刑，一个是徒刑三年。
遵照哪个执行？
西川提刑司犯了难。
于是阿湖继续关在县衙牢里，两国大理寺开始了纠扯。
至今，仍未有结果。
这桩官司经过报纸的报道，成为今年上半年宋周两国的热闻。南北朝野都议论纷纷，观点看法争论不一。冯时行才开了个头，台上台下就都知道是那一桩案子了。
当然，冯时行不是来学会上断案子的，稷下学会也没有资格判案，而是从这桩官司引出了一个令学界深思的问题：
国家以礼法治国，但当二者相悖时：礼为大，还是法为大？
同意死刑一方的，是维护“夫为天”的礼；
同意徒刑的是一方，是维护婚姻关系不成立的律法。
冯时行身为大法司，更偏向于维护律法。
他的观点才一阐述完毕，立即引起了稷下学者们的抢辩。
一方是维“礼”派，一方是维“法”派，吵得整个殿堂都充满了火药味。
学子们瞪圆了眼睛，一忽儿觉得这个有理，一忽儿又觉得那个也有理，脑袋成了浆糊，但听着这些不同的辩论观点的确大长知识，让人直呼精彩。
记者们听得更加过瘾，吵得越厉害，就越有新闻可挖呀。
辰光转眼到了酉初，鼓响三声，终场到。
学子们离场时都一脸的意犹未尽。
第三日上午，巳初开场，继续昨日未尽的辩论。
这个案子南北刑法界已经吵了半年，南北学界也已论了半年，如今一下子集中在学会场上爆发出来，简直能从言语中听出金戈铮鸣，仿佛看到讲经台上刀光剑舞、杀气腾腾。
上午一个半时辰，几乎没让人察觉，就溜过去了。
午膳之后短暂休息，下午场开始。
一些有心人注意到，从昨日下午场到今日上午场，名枫山没有开口说一句，只是认真听着每一位学者的发言，偶尔提笔记录几下。下午场，名可秀仍然没有发言。
次日报纸持续大卖。
因稷下论学对绵州弑夫案的辩论，这桩官司又在南北两国热议起来，人们一边看着报纸，一边谈论。除了“礼”和“法”两种不同观点外，很多人还指出为什么会发生齐氏阿湖这样的“弑夫案”？阿湖的叔叔才是罪魁祸首！还有刘大郎，明知阿湖母丧未过，这是知法犯法，怎么能算无辜受害？
冯时行在学会上道，齐氏阿湖这个案子在神宗朝有过类似一桩，刑宗上名“登州阿云弑夫案”。
当时王安石和司马光对这个案子有不同的看法。最后，神宗支持了王安石的意见，亲自下诏书赦免了阿云的死罪，改为三年徒刑。不久，阿云遇上了天下大赦，恢复了自由身，之后嫁人生子。但是，十七年后，哲宗继位，司马光得势，他上台后旧事重提，以谋杀亲夫的罪名将阿云逮捕，斩示众。
北周稷下学者晁公武道，王安石的判决是以皇帝敕书为准，认为既然皇帝有敕书说，伤了人的罪犯只要自首，就可以减刑——阿云符合。王安石一派认为尊敕书为大，皇权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皇帝可以对任何一项法令做出制定与废除，并对法律有最终解释权。而司马光一派认为，法律是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使皇帝想改变法律，也要和士大夫朝议，不能乾纲独断，任意更改破坏法律的严肃性。这就是当时围绕登州阿云案的“律敕之争”。
晁公武认同司马光一派的看法，认为：皇权虽然尊贵，但“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是治天下，非是帝王一家之法，皇帝的敕令必须经过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司的共同签押认可，才能作为法律的解释和补充。
朱跸就说：若按照法律至高的原则，阿湖案就不该判杀夫罪。
李侗反驳说：虽然法律上不成婚姻，但齐氏阿湖在犯案时不清楚这一点，也就是说，她知道自己是以“妻子”的身份“弑夫”，完全违悖“礼”，判杀夫罪是没错的。
北周稷下学者、前刑部侍郎卫仲英也道：要从犯案的出发点来判罪。就比如故意伤害罪和杀人未遂罪，同样是造成身体的伤害，但因出发点不同，故判罪有轻重。阿湖案的出发点就是十恶不赦之弑夫罪。
大宋稷下学者廖迟也道：这个案子从出发点看，就是谋杀亲夫，这种和杀父弑君一样的忤逆大罪，绝不可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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